京華時報記者王梅發自邳州西安
  846個名字鐫刻在石壁上。“侯文理”三個字被淹沒在名字的海洋中。
  1949年,包括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在內的1500多名中國大陸紅色特工遠赴臺灣,之後這個群體犧牲過千,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歲月里,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連名字都沒留下來。
 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,846個當年犧牲於臺灣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紀念牆上。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。
  時隔60多年,家屬得知侯文理的死訊後,將一份申請烈士的材料遞交相關部門,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獲得官方審批。
  紀念廣場上一段碑文為侯文理們的人生做了註腳:別親離子而赴水火,易面事敵而求大同。風蕭水寒,旌霜履血,或成或敗,或囚或歿,人不知之,乃至隕後無名。
  尋名
  直到2013年末,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牆上,當侯媛媛的弟弟最終找到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時,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“部隊刻上了他的名字,承認了他為國犧牲”。
  2013年12月,在媒體報道的“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雄名單”中,侯媛媛發現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。“去把爺爺的名字找到。”侯媛媛囑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。
  彼時,北京西山森林公園,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為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隱蔽戰線工作犧牲的無名英雄,建設了一座紀念廣場,並刻上了846個英雄的名字。
  “爺爺侯文理50年代在臺灣被國民黨殺害,半個多世紀沒人知道,如今終於能告知天下了。”侯媛媛立即打電話給江蘇邳州的父親侯希賢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。
  那天,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兒孫們滿懷希望: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馬上就有著落了。
  為了給侯文理申請烈士,一家人已跑了兩年。侯文理的確切死訊,他們三年前才得知。
  2011年1月23日,《環球時報》刊登《追尋在臺中共特工遺骨始末為兩岸和平種善因》一文,公佈了中共地下黨和特工人員的無主骨罐名冊,編號124號的正是侯文理,骨灰罐號為296。那時,侯媛媛就認
  定名單中的人為爺爺侯文理。
  5月4日,《環球時報》再次公佈了《臺灣戒嚴時期疑似政治受難者名冊》,侯文理又名列其中:“姓名:侯文理,照片編號:296,籍貫:江蘇蕭縣(現安徽蕭縣),槍決時間:1958年7月8日,骨灰罐所在位置:2樓1排3層6號”。
  侯媛媛立即聯繫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薛小樂,得到了“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”秘書長李坤龍的郵箱。
  李坤龍回憶,侯媛媛聯繫上他時,他並沒有懷疑,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見過較特殊、複雜的,他印象非常深刻。
  書信往返,侯媛媛的每次來信都讓李坤龍覺得字裡行間真摯感人,“她算是賺取我最多眼淚的家屬,很少有受難者的第三代,對祖輩犧牲者有這麼深的感情”。
  李坤龍決定提供幫助,最終確認侯文理的遺骸安放在六張犁納骨塔內。李坤龍將所尋的材料一併交給侯媛媛。這些材料包括兩份國民黨的判決書、侯文理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。
  收到李坤龍的材料後,侯媛媛並未立即打開,“雖然我從沒見過爺爺,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對”。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,侯媛媛打開了文件夾,看到了侯文理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後,50歲的她趴在辦公桌上嚎啕大哭。
  申烈
  拿到李坤龍提供的材料後,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著,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將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,申請追認烈士。“那是爺爺工作最久的地方,奶奶的軍屬關係檔案也在西安。”
  2012年底,侯希勇將侯媛媛寄來的材料打印了18份,一份交給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區,一份交給了西安市東關南街街道辦,“街道辦說材料沒問題,已經交給了區民政局”。
  之後,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詢問辦理進度,並幾次向區民政局補交父親部隊的證明、派出所的父子關係證明、父親同事的證明等材料。從家到區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騎車大半個小時,這一年,65歲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。
  2012年年末,侯希勇被告知,因為資料從民間而來,並不是從部隊得來;且侯文理歸總參人員,民政局無法為侯文理申請烈士身份,“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已經把材料交給了市裡,但市裡回覆說省市級別不夠給我們辦理”。
  西安的路走不通,侯家覺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蕭縣應該能行得通。
  2013年夏天,侯媛媛和弟弟驅車將材料送往蕭縣,蕭縣統戰部副部長、台辦主任王靜接待了他們。之後,王靜曾致電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隊開具證明,侯媛媛溝通後,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隊將證明發至蕭縣相關部門。
  2013年冬天,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後,侯媛媛再次將廣場名單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蕭縣。材料都交齊了,侯文理的烈士稱號卻不了了之。
  “總要有個結論,我們活著的人沒什麼,父親為祖國的統一、為自己的信仰奮鬥犧牲,國家不應該給他一個說法。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嗎?”侯希勇覺得,只有受到了國家的認可,一名軍人的靈魂才能得以慰藉。
  侯家人這種想法,在尋找、搜集替侯文理申報烈士的材料過程中,變得越發強烈。
  離鄉
  直到解放後,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黨,才知道他在國民黨軍隊里,有個名字叫“侯璨章”。
  1935年6月,19歲的江蘇蕭縣人侯文理參軍。侯文理走後不到6個月,在老家趙龍鎮新莊村,他的第一個孩子侯希賢降生。
  幼年的侯希賢並不知道父親長什麼模樣。直到1945年,侯文理寄回一張照片。這張長約30公分,寬約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,侯文理“穿著軍裝,模樣帥氣”。
 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,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、侯希賢的親生母親曹氏病故。
  第二年,侯文理從遠征軍的戰場歸來,11歲的侯希賢才第一次見到父親,以及和父親一起回鄉的繼母張勵凡和二妹侯希坤。
  之後,侯文理帶著妻子和四個兒女回到了其部隊所在地西安。1946年和1947年,侯希賢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繼在西安出生。
  軍隊隨著戰爭轉移,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遷徙。1947年離開西安後,侯家輾轉上海、金華、杭州、南京、徐州等地。
  大陸基本解放後,幾名八路軍來到家中,張勵凡以為八路軍此番前來是要逮捕侯文理,“嚇得要命”。
  隨後,侯文理淡定邀請幾名八路軍入座,這才道出其真實身份,“不用擔心,這是我們自己的同志”。
  和幾名八路軍出去後不久,侯文理回來時一身國民黨軍官服裝已換成了八路軍軍裝。“父親回來後,讓母親打開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種宴會用的梳妝盒,底層居然有個夾層,父親說,平常都是用母親的梳妝盒送的情報。”侯希坤印象深刻,聽完父親的話,母親嚇得癱坐在了地上。
  一家人後來才知道,10多年來,在國民黨軍隊里的侯文理,原來是中共地下黨。在國民黨軍隊里,他有另一個名字,叫侯璨章。
  別名
  戰友曹藝很瞭解在國民黨軍隊里的侯璨章。
  曹藝的女兒曹景滇介紹,1937年,曹藝受命於朱德,作為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區工作。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徐彬如指派侯文理,作為曹藝的單線聯繫人。
  回到國民黨軍隊後,曹藝為國民黨輜汽六團少將團長。侯文理改名侯璨章,在曹藝部下任職,曾受訓於國民黨陸軍輜重兵學校軍官隊四期。
  為八路軍建立機械化部隊輸送人才、物資,是兩人在輜汽六團活動期間接受的任務。兩人曾利用國民黨的汽車部隊,多次向延安運送革命進步青年,接送延安軍政領導往返陝北道上。
  1937年至1948年間,侯文理和曹藝隨中國遠征軍一起到澠池、桂林、貴陽、河池戰鬥,其間更遠征印度、緬甸,大敗日寇後,又輾轉昆明、貴陽、洛陽、鄭州。
  離開輜汽六團後,侯文理到了浙江龍游湯恩伯的二線兵團203師卧底,任該師中校警衛營長。1949年4月,侯文理同曹藝一起策動金華蔣軍203師部隊起義,並將機械化設備等交付給解放軍二野。
  之後,曹藝將軍與侯文理兩人先後到南京二野。當時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安排侯文理進入大西南潛伏,做瓦解敵軍機械化部隊工作。由於密探密報,侯文理被特務抓捕。被捕期間受到酷刑,“侯文理沒有透露過自己的身份及我黨我軍的機密”。因抓無實據,侯文理最終被釋放。
  1949年,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,舟山、金門之戰卻艱難至極,甚至失利。這一年,先後有1500名“紅色特工”被派赴台,他們喬裝成商人、難民、小販、敗軍,混入數以百萬計的遷臺大軍。
 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。這年冬天,他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敵工部長袁血卒的指令,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。
  送別
  1949年春節前夕,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蕭縣老家,見了長子侯希賢一面。
  “那天,父親和我睡了一晚,枕在一個枕頭上”,父親摟著當時上小學六年級的侯希賢,告訴他需要到外面執行任務,可能要兩三年時間,“父親讓我在家聽爺爺奶奶、叔叔的話,好好念書”。
  侯希賢總忘不了那個夜晚,他覺得父親似乎有心事。父子倆聊到深夜,窗外月亮飽滿,把院子照得發亮。
  當時14歲的侯希賢不知道,這是他今生見父親的最後一面。
  一天后,在徐州火車站,29歲的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將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車。臨上車前,侯文理分別親了三姐弟,給妻子留下六個字——先保國,後保家。
  此後不久,侯希賢收到了父親寫給他的唯一一封家書。侯文理除叮囑侯希賢照顧好弟弟妹妹、做好榜樣之外,還教育侯文理認真學習,為國家獻力。
  書信中,侯希賢被要求每天練習小楷、寫日記。侯希賢認真遵照父親的要求,直到師範學院畢業。這個沉默寡言的長子以這樣的方式思念著父親。
  父親離開後的日子,侯希賢將四頁信紙帶在身上。後經多次變故,侯希賢一度以為信件丟失。直至1955年秋天,侯希賢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課本,這封信從中掉落。
  這封家書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,在侯文理落筆寫信的第二天,在遙遠的北京,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。
  苦守
  侯文理走後不到半年,張勵凡收到了侯文理來信,讓張勵凡到香港去。由於當時三個孩子年紀還小,“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錢”,張勵凡錯過了和丈夫的最後一次碰面。
  之後,張勵凡帶著三個兒女從徐州回到西安。因家庭變故,原先的家財散盡,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度過了一段艱難歲月。
  從小家境優渥的張勵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員的工作,養活姐弟仨和老母親。為了能夠做飯取暖,當時6歲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單位大院外,撿沒有燃盡的煤炭,拿回家燒火。收穫的季節,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撿麥穗,補充家裡的糧食。
  1958年,張勵凡因十二指腸潰瘍嚴重被辭退,家庭沒了經濟來源,侯希坤還沒念完高一便退學在家。
  家裡最困難的時候,小兒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個夾膜。外婆把侯希勇帶到街上的夾饃攤旁,指了指攤位上放的饃,“我以為她要給我買,沒想到她指給我看看就拉著我走了,說看了就等於吃了。”
  買夾饃的5分錢都拿不出,讓當時9歲的侯希勇無比想念父親。
  1953年左右,張勵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隊,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臺灣執行任務。可是,這樣的“組織機密”,一家人並不能對外人講。
  幾十年來,侯希勇家的小區院子里流傳著風言風語,說侯家的父親在外面找了人,不要老婆孩子了。張勵凡一直沉默,不作辯解。一回到家裡,張勵凡就會告訴三個兒女,父親絕不會在臺灣成家,“母親說即使父親成了家也是任務需要,組織上安排的,不能怨恨父親。”
  一家人因此獲得的“海外關係”,也讓三女兒侯希慧分配工作時一波三折,更讓大兒子侯希賢在文革中被關了三年黑屋。
  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,是侯文理的生辰,每當這一天,一家人過節時,在邳州的侯希賢總坐在桌子的一角,默默喝酒流淚。
  在西安的張勵凡一輩子最愛看的電影是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。家人說,西安城裡,無論哪家電影院在放這部電影,張勵凡都會早早買票,一個人坐著看完。
  “她每次看都會哭,然後跟我們說,‘你們父親就是做這個工作啊’。”父親離開時不到兩歲的侯希勇,對父親沒有深刻印象,但每看到母親看電影時抽泣的背影,侯希勇總覺得心疼。“也不是沒打聽過”,侯家上下曾多次詢問某部隊,得到的回覆是:組織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況。
  “我活了這麼久,誰都見過了,就是沒再見過你父親,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麼樣。”說完這話,張勵凡永遠地閉上了雙眼。時間是2005年,等了56年的張勵凡已年過耄耋,直到85歲生命的最後一刻,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。
  “就差6年,奶奶就能知道爺爺的消息。”侯文理的孫子侯海波說,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個武家坡,坡上有一孔破舊的窯洞名曰“古寒窯”,相傳當年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載,等待丈夫薛平貴歸來的故事,就是發生在此。
  在侯海波眼裡,奶奶張勵凡比王寶釧更慘,王寶釧一生命苦,可最終還是等來了薛平貴,“我奶奶呢?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爺爺早已經沒了。”
  答覆
  張勵凡想過千萬種可能,她沒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殺害。
  1952年,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報。後因被人發現舉報逮捕,自1954年開始,經過4年審判,1958年7月8日,侯文理最終被國民黨以叛亂犯的罪名處以死刑,時年42歲。
 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,侯文理也沒說出自己地下黨的身份。“這樣的革命者難道不是烈士嗎?名字刻在紀念牆上了,還不是烈士嗎?為什麼我們走這條路就這麼難?”侯家人不解。
  今年5月14日,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綜合科一名工作人員回覆此事稱,對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,其材料並非區民政局退回,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。
  “他這是涉台的,省里沒資格審批,需要民政部來審批,需要由他的單位總參來提交申請。”該工作人員稱,區縣沒有申報權,但區民政局已經將侯希勇的申請打報告給市民政局,“從我們的角度來說他符合條件,但涉台需要部級來評烈。”
  西安市民政局優撫安置處處長辛女士表示,侯文理的情況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過,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廳彙報情況,再看怎麼處理。辛女士稱,市民政局並未收到侯希勇的資料,“區民政局可能是對政策吃不准,只是把情況口頭上報了,市裡並沒有見到材料。”
  辛女士稱,市裡需要跟侯希勇瞭解情況後,再按照程序審核資料,“這個事情我們一定會跟省廳彙報,處理好,如果在我們權限範圍內,烈士認定是沒問題的。”
  5月15日,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議,將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給了街道辦。
  義人
  幫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龍,也是當時臺灣這場政治事件的受害者。
  李坤龍是臺灣雲林人,其父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,他僅4個月大。2005年起,在另一位受難者後人郭素貞的提議下,深知失去親人痛苦的李坤龍開始義務收集政治罹難者的檔案。為了能讓這些當年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輕人遺靈重返家鄉,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,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檔案。
  2010年7月21日,侯文理的木製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動中被髮現在納骨塔內。
  近些年來,除了侯家,李坤龍也一直在幫助其他在台罹難者的大陸家屬,目前為止,他已幫助11名受難者家屬在臺灣找到骨灰。
  罹難者家屬中,讓李坤龍印象深刻的是劉光典的家屬。劉家姐弟三人帶著勺子,一人一個小絨布袋,每個人從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,將父親帶回北京,“看著就想流淚”。
  在李坤龍印象里,在其幫助找到的11名大陸受難者骨灰中,只有李朋、汪聲、周一粟、劉光典和殷啟輝5人被大陸相關部門評為了烈士。
  “派出的工作人員失去聯絡,就有兩種可能,一是叛變,二是犧牲。當時通訊斷絕,兩種可能無法得到證實,政治身份也就無法確定。”此時,槍決的照片和執行公文書(判決書)等資料是最直接的證明,但並非每個人都有。這成了申請烈士的最大障礙。
  犧牲的台籍地下黨則更難獲得烈士身份。李坤龍所掌握的台籍遇難地下黨人員中,只有張志忠一人被評為共產黨烈士。當時兩岸通訊斷絕,臺灣的地下黨組織來不及將黨員名單送回大陸,認定很難找到依據。
  李坤龍說,目前協會發現的大陸受難者中,只有極少數人的骨灰被家屬找到接回。這也說明,這些人大部分沒有獲得烈士身份。
  在這一方面,侯希勇一家覺得自己是幸運兒,雖然搜集申烈資料困難,但最終還是找到了。“父親生前在大陸的工作情況我們不瞭解,到臺灣後的工作更不清楚。”侯希勇說,他們幸運地得到父親生前戰友和李坤龍的幫忙,“當時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,下封妻兒,很多後人估計都不知道父輩在臺灣犧牲了,更別說找回骨灰,替他們追認烈士了。”
  李坤龍認為,對於“白色恐怖”期間因政治問題而引發的案件,有必要保存資料,加以釐清,以作為歷史殷鑒。
  如今,李坤龍接觸的被槍決者的第二代,都有著“這筆仇恨常在我心”的心態,理念一致,“六十年前苦酒一杯,國民黨喝不下去,六十年後杯酒更苦,我們還是要國民黨喝下去。”
  大約從1994年起,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處理協會開始組織秋祭活動,地點位於當年槍決死囚的馬場町。
  李坤龍記得,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數都不少,受難者家屬聚集在一起追思,人數最多的時候大約有500來人。
  但近兩年來,參加秋祭的人數在逐年減少,“當年的受難者逐漸凋零,受難者二代、三代都不願意參加,記得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了。”  (原標題:赴台紅色特工烈士追認之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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